場，是中國幾千年古老生產方式的重要見證和載體：《詩經》“九月築場圃，十月納禾稼”，說明其至少存在於中國的農耕文明；孟浩然“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”、方文“委巷通場圃，高人此隱居”表明其千百年來一直在人們社會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——實際上場，真正淡出中國廣大農村生產方式，僅僅是普及農業機械化這三、二十年的事。

我們老家門前是片水塘，水塘上邊，過去就是半個足球場大小的打穀場。在我童年的記憶裏，那場首先不是辛勤的莊戶人檢驗年度收成的地方，是他們長期單調的生活情緒排遣和發散的重要場所：每年夏季來臨，村子的人們晚飯後總習慣地蹓到場上，歲數大的脫下兩只布鞋，一只墊在腚下，一只蹬在腳前，手拿蒲扇嘴叼煙袋地扯東道西；年輕的喜歡圍攏一個曾經在直隸衙門混過多年、見多識廣且武藝了得的“飛腳李”，在他的指點下舞刀弄槍，打拳踢腿；那場裏更誘人的風景是兩個老頭講大書：一個拉著架式講武的，緊要處總是嘎然而止，或抽袋煙、或明天再說；另一個講的多是才子佳人類，說中帶唱，天津時調一出口就會招來滿場彩——如此消遣大半夜，人們才陸續回家休息，然後是繼續第二天的勞作和晚上的再來……

老家的那片場，歷來是全村、特別是小家小戶共用的“大夥場”，誰若使用，先得捱場、占場、搶場，因而糾紛爭執難免發生，有時還會鬧得不可開交。我們村現在的郭、米兩姓，從前都是武城以北有名的大富戶：良田千頃、騾馬成群。按說他們打場的地方有的是，但有時也要前來湊搭擠夥場。據說清嘉慶年間，在一個初秋的炎熱晌午，郭、米兩家早熟的穀物都進了這個場，因攤曬打軋發生爭執，以致發展到雙方各有十餘名家丁參加械鬥，多人致傷致殘，直至武城縣衙來人才將事態平息，故此兩姓結下深怨。於是來年春，場東郭家在自家地裏挖了3個大水坑，其中放養了許多鱔、鯰、鰍等無鱗魚；再不久，場西米家的地裏隨之多出3個土崗子，上植松、艾、荊等窄葉樹——其意為何，無人可知。十多年後有位道長由此路過，至場中忽覺兩股寒氣東西逼來，隨於背褡取羅盤針、八卦圖攤於場中，推演多時驚道：“此三閭師兄所布‘風水互厭陣’，大可不該！”但道長最後認為，二者相生相剋，若格局如是不變，雙方均無大礙——原來郭、米兩姓結怨後，仗其各自財勢，同於河南三閭道觀重聘觀主親臨，先為郭家做“厭勝”，意為“好米也怕煮三煮”；再為米家做反局，意為“好鍋（郭）也怕墩三墩”——此郭米風水厭勝一直對峙200年餘，直至上世紀60年代文革“破四舊”，貧下中農、紅衛兵才用米家的土崗填平郭家的大坑——那時我就記事了。

我們那個村子過去是兩省三縣、水旱通衢之地，所以發生在那場上的事情也就比別處多且有的堪稱“悲歌壯舉”：還是在八國聯軍進中國的百年以前，外國勢力在中國不斷擴張，我們老家那個村落，洋人在不遠處修建了天主教堂，從中傳出的聖歌一禮拜比一禮拜地響；人們把成袋成筐的糧食、土產擔進碼頭，換回的只是不多的幾件小洋貨；鴉片和槍支在黑市氾濫，給從來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與傷害……於是，光緒末年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，十多支碗口粗的大蠟把那片大場照得通明，四鄰八村的人們在義和拳骨幹的組織下會集於此，場中央堆放了大量洋燈、洋磁、洋布舶來品，幾十名義和拳成員從教堂押來了藍眼傳教士，集會中人們歷數洋人、洋貨、洋煙給人們帶來的恐懼和傷害，“打倒列強”、“抵制洋貨”、“拒絕賠款”的聲浪此起彼伏。集會高潮中人們砸爛了洋貨，致傷了洋人，沖進教堂，搬倒了矗立教堂頂端的耶穌“十字架”——這一事件之大，直接驚動了洋人駐天津領事館，經過反復交涉，最後以軟弱的清庭當局責成地方政府親赴教堂道歉、並於“庚子賠款”年度列支5000元賠付洋人、洋貨損失而告終。